党课：党史上的纪律教育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重要历史节点，高度重视并适时开展对全党的纪律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保证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回顾党史上的纪律教育，能够使我们以史为鉴，更好地弘扬纪律强党的优良传统，传承严明纪律的红色基因。
一、延安时期是我们党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抓住3个事件进行全党范围的纪律教育，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观念。张国焘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长征途中自恃军事力量强大另立中央，大搞分裂活动，到达陕北后仍不思悔改，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叛党而去。针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行径和吸取的教训，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四个服从”的原则，后正式载入七大党章，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一直沿用至今。黄克功16岁就参加革命，参加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1937年10月，他因逼婚不成激愤之下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当时在延安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杀了黄克功，杀人必须偿命；一种是赦免黄克功，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毛泽东在给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黄克功案件审判长雷经天的复信中严肃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要求“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事件在边区引起极大震撼，共产党不仅以纪法严明取信于民，而且以在纪法面前人人平等昭示全党。刘力功是一个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年入党，先在抗大学习，后去中央党校培训，毕业后不服从组织安排。党组织曾7次找他谈话，但仍拒绝执行党组织让他去基层工作的决定。为此，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并公布于全党。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专门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围绕这个问题，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大讨论，极大提高了党员、干部、学生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进程中，纪律成为能否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因素。这一时期的纪律教育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吸取高家堡事件教训，加强党的政策和纪律教育。1948年1月，时任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的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我军攻克陕北榆林高家堡时，对商人乱没收等破坏纪律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上批语：“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以此为契机，全党开展了大抓纪律的工作。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强调“加强纪律性”。由于各根据地、各部队长期远离中央，一度存在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现象，导致各种违纪问题时有发生。为此，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包括《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等，从而形成了正规的请示报告制度，保证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特别是1948年9月8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立了规矩，着重强调了加强纪律性问题。会后向全党全军发布了著名的四句话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全党全军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极大提高，这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一些违纪腐化问题开始滋生蔓延，党内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行为有所抬头，党的纪律建设处于更加复杂的内外环境，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以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为开端，拉开了执政**律教育的大幕。1951年11月，查处了刘青山在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在担任天津行署专员期间的严重腐败问题。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当时的省会保定召开公审大会，以贪污罪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以高饶事件为突破口，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1953年，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与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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