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提供强大支撑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推进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工作会议，目的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总结前期工作情况，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刚才，五家单位结合各自工作职责汇报了有关情况，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下面，我再讲两点意见。
一、深刻认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两个结合”在金融领域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这表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当中蕴含的中国特色，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金融经营和金融治理文化的再现，而是将优秀传统金融文化注入现代金融理论，实现本土传统货币金融智慧与现代金融理论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不是拉郎配式的拼凑，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之根。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脱胎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一方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汲取了我国传统金融经营与治理经验。一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尚书·大禹谟》说：“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春秋时期思想家将其总结为圣王“三事”并作了进一步阐发：“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尚书正义》）“三事”承载着中华文明古老的价值理念，很早就成为中国历代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原则，经过现代诠释后，依然对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正德以率下”是要建立社会的“合德性”（类比合法性与合理性）标准；“利用以阜财”是支持正德的工具或手段；“厚生以养民”是正德、利用的旨归和自然结果。“三者和”要求金融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发挥好服务实体经济（“阜财”）的作用，厚泽民生、切实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二是崇尚“执中”或“致中和”的方法论。中庸作为方法论和实践原则，着眼于矛盾双方的统一，强调事物发展中平衡和稳定的一面，不仅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标准，也在日用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古代经济金融发展的特色。金融领域，“执中”或“致中和”的代表当属《管子》的“轻重论”。《管子·国蓄》中认为：“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实质上是利用市场规律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庸思想落实到具体实践上，落实到金融发展上，就是通过权衡达到动态最优。具体来说就是在义与利、快与慢、发展与安全、德治与法治、守正与创新等重要关系中实现真正的“中和”。三是注重个人道德修为。钱穆在《国史新论》中提出：“（中国）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士是一种兼具现实性和超越性的文化。曾子强调的“吾日三省吾身”（《论语·述而》）、“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等是中国人不变的精神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人道德的推崇决定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关注重点之一是金融从业人员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操守。以传统士人“修齐治平”的理想顺序来衡量，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诚实守信、依法合规是底线要求。
（二）中国的金融思想文化源远流长。通过考察中国金融史和中国金融思想史，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金融实践和金融思想可以归为两类，即金融经营文化与金融治理文化，前者注重信义，后者注重稳定。一是注重信义的金融经营文化。中国民间金融市场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宗族内部的借贷活动，至南北朝时期已出现兼营信用业务的机构——寺院，以及专门从事典当业务的质库。以南北朝为起点，中国传统民间金融业经历了长达十五个世纪的漫长演化，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成果。元代以后，中国民间金融业的发展显著快于官方。其中，明代中晚期出现的钱庄和清代中叶出现的票号是中国传统社会晚期最重要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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