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革命的将领董振堂
红军中的一代名将、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于1937年1月20日在河西走廊壮烈牺牲后，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中留下一座纪念碑。尽管他在陵园中是军职最高的烈士，尽管他的遗物望远镜、皮包、手枪仍然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但后来有关长征的书籍却很少提及这位红军名将。他的战死、他的传奇经历也愈来愈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其实，人们和历史都不应该遗忘名将、英雄和烈士——董振堂。
01
由“国军”中将到红军军团长
毛泽东主张不要全上交，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而董振堂却仍坚持全部上交，他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
董振堂是河北省新河县（抗战时这里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冀南根据地，曾命名为“振堂县”）西李家庄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投军冯玉祥部，由于善战，短短五年，竟由一名见习排长升为中将——国民革命军13师师长，后任第30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残部被蒋介石缩编为第26路军调至江西宁都围剿红军。董振堂所在师被缩编为25师73旅。
1931年12月14日，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师长高树勋分别至上海、南昌养病，中共秘密党员赵博生和董振堂、季振同（当时他们二人并不是共产党员）率1万7千名官兵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随后全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组建成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
董振堂参加红军后写的有关宁都起义的书面材料中说，他认为共产党才是真心为老百姓谋幸福。可以肯定的是，在旧军人中他是一位正直的人，在旧军阀时代的爬上高位的军官中，不克扣军饷者颇为少见，据《军团长董振堂及其身后事》记载：董振堂任国民党中将师长时月关饷200多大洋，常送钱给部下，但却反对买地置房产，给夫人买的衣料也是布的……他起义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立即将仅存的3000多大洋的积蓄交给党组织。当时的13军军政委何长工为慎重起见，将此事上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主张不要全上交，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而董振堂却仍坚持全部上交，他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董振堂在红军中的威信很高。据《开国大将》一书记载：有一次董的枪不慎走火，他执意要按纪律规定关禁闭，只是由于政委萧劲光一再反对才作罢。此事使战士们对他愈加尊重。
董振堂加入红军，不仅不要钱，最终连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他在河西高台临牺牲前，对仅存的几十名排以上干部说：“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与敌人战斗到底！”
董振堂自始至终坚持了他的信仰。
02
董振堂之死
实际上，董振堂从城墙上中弹坠下，腿、腰受伤，无法行走，又弹尽，才会举枪自尽，誓不被俘受辱。既悲壮，又从容。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会宁，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在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占先的困境下，与超出西路军数倍的马家军精锐血战河西走廊。几番浴血，元气大伤。离开永昌后，即以董振堂指挥的红五军开始发起进攻高台。1937年元旦，董振堂率39团、45团及两个骑兵连、妇女团三营共2000多人攻占高台。
不数日，马家军前线步骑总指挥马元海率四个骑兵旅及炮兵、特务、手枪3个团加上3个民团共两万多兵力，围攻高台县城。激战数日后，红五军被迫退入城内。15日，马家军发起总攻。20日，敌军突入城内。经过10个小时的惨烈巷战，2800多名红军除个别人被群众掩护突围外，均壮烈牺牲。
董振堂当时率30多名干部战士坚守东门城墙，亦壮烈战死。
董振堂纪念碑
董振堂之死至今有数种不同的说法。
马家军占领高台后，匪首马元海向马步芳发了一个急电：“高台匪全部消灭，匪军长董振堂和政委陈等阵亡。”马步芳据这个电报上报蒋介石、何应钦和朱绍良（朱当时任甘肃省主席兼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当时的《青海日报》也据此于一日之内发了三次号外。
电报中未用“击毙”的字样而用“阵亡”的中性词汇，颇耐人寻味。因为据幸存者介绍，董振堂之死有四种情况：一、董振堂从东门城墙跳下后便中弹牺牲；二、董振堂从城墙上跳下后又往前走了几十米才中弹牺牲；三、董振堂左右开枪，打到最后一颗子弹时左腿负伤遂持枪自尽；四、刘秉荣《西路军魂》（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记载：董振堂“在东门城墙上与敌激战，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腿，他身子一晃，从城上跌下，又摔伤了腰。他爬起来半跪着，举起手枪向马家军射击。左手手枪打完了，他右手拿起手枪，将最后一粒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
综上所述，前两种说法均难以成立。因为当时军政委黄超下了死命令：必须死守，如失守以军纪党纪论处。董振堂也向部下下了死命令：“誓与高台共存亡！”他不可能单独跳墙突围。“往前走了几十米”更不符合实际情况，当时马家军蜂涌入城，充斥街巷，岂容走几十米！？第三种说法也难以成立，如在城上负伤，还有战士，也不影响换枪继续射击，不到弹尽依董振堂的性格决不至自戕。惟有第四种说法符合实际，也符合董振堂刚烈坚毅的个性。从马家军上报“阵亡”的电报中也可得到印证。因为如马家军官兵若击毙董振堂这样的高级红军将领，必会升迁受到重赏，但实际并无此种情况发生。
实际上，董振堂从城墙上中弹坠下，腿、腰受伤，无法行走，又弹尽，才会举枪自尽，誓不被俘受辱。既悲壮，又从容。
董振堂牺牲后，被马家军骑兵旅长马彪认出，他惨无人道地割下董振堂的头颅悬在高台城门“示众”，最后又将“首级”运往南京。同被斩首的还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马步芳的堂弟马英，是当年杀害红军官兵的刽子手之一，后被人民政府逮捕。1978年8月4日，他在狱中交待：“董振堂的头是刘呈德送来的，用酒精泡着，我亲眼见的。”（见《西路军魂》第288页）
董振堂牺牲后，中共中央即在延安宝塔山下举行追悼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又电令高台县政府，寻找董振堂遗骸。但经过篦头般寻觅，终无所获。
董振堂遗孀贾玉明老人于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逝世后，中组部老干部局帮助董振堂女儿董光苔前往高台扫墓。董光苔亲自捧回烈士墓下一抔黄土，连同董振堂一生留下惟一的一张照片，与贾玉明的骨灰合葬于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村……
03
战死错路
“我过去送你的东西（即今天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的皮包、手枪、望远镜）你都还带着。以后我们可能还见得上面，也可能见不上面了。要是见不上面，送你的东西就算咱们分别的一个纪念吧。”
董振堂完全可以不死。
董振堂一生打了多少次恶仗、硬仗？每次都安然无恙、化险为夷。
红五军团当年在中央苏区纵横驰骋，在解赣之围、攻克漳州、大战水口等战役中，大显威名。继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1933年1月8日在黄狮渡战役中牺牲、总指挥季振同1936年被诬陷处死（季因钦佩毛泽东被诬为“反革命”于1934年10月长征前夕入狱）之后，董振堂升任军团长，在长征中担任断后重任。为保证中央红军的安全，他指挥全军，几乎天天与追兵浴血奋战。在掩护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时，他的五军团半数官兵（34师）牺牲在湘江东岸。在金沙江阻击号称“铁军”的追兵吴奇伟部，竟激战9天9夜。在遵义与薛岳纵队激战，歼敌两师俘获3千，战况极为惨烈。在西路军红30军渡河时，董振堂率红五军设防支援，遭敌机扫射，战士伤亡近千人，与他在一起的28岁的副军长罗南辉当场牺牲，而董振堂依然无恙。
本来，董振堂的红五军团是属于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序列的，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儿盖会议决定两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红五、红九军团划编入左路军。但由于张国焘居心所致，迫使毛泽东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致使董振堂所部划归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建制，从此开始了悲剧性的历程。
中央红军北上后，董振堂开始受到张国焘的排挤。其实，早在长征路上董振堂就被排斥于遵义会议之外。当时，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所有军团首长均出席了遵义会议，唯有董振堂是例外。
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转移后，张国焘立即在中阿坝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除攻击毛泽东外，还恶意诬蔑红五军团官兵，引起了红五军团广大官兵的愤慨。董振堂为了大局，压制下了官兵们的情绪。当董振堂从电台中得知中央红军攻克腊子口，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之后，便向官兵们传达了。为此遭致张国焘的不满，以“造谣生事，扰乱军心”之名没收了红五军团的电台密码，使红五军团与中央失去联系，一时全军愤懑。这时，朱德形同“被软禁”，有人建议，抢出总司令，一同北上找毛泽东。董振堂为此找朱德，但朱德以大局出发，劝董团结为重。此时张国焘发现董“不可靠”，开始“改造”红五军团，将得力骨干及仅剩的两个团调走，架空董振堂，又调走了原政委李卓然，派他的亲信黄超接任政委。1936年1月，又将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33军改编，改称红五军。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即共同北上，董振堂率红五军又第三次穿越草地。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五军一直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卫警戒、阻击。主力部队会师休整时，红五军却仍然在阻击战斗。部队未休整，便接到西征命令。据董振堂当年警卫队长高志中的回忆录记载，当时董振堂曾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朱德，董对高说了主要内容：“这封信主要是我觉得不应该渡河西进。甘肃、青海敌人多是骑兵，他们人熟地形熟，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到那边十有八九要失败。”“万一这封信送不到，无论谁活着到陕北，都要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转告毛主席、朱总司令，或别的中央首长。告诉中央，就说我们不同意渡河，请中央很快发电报把部队调回。”
当时董振堂的心情可能极度悲凉，所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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