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认真地问一句，也想得到认真的回答：
《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到底有几人读过全本《红楼梦》？我想问那些想读且买了纸质版或下载了电子版的人。这些人有意愿，也有条件读这本书。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是最为著名却鲜有人读完的这一类书的典范。
我们去翻翻《诗经》。除了那几首朗朗上口的风雅颂，大部分不过是“使《诗经》成为《诗经》”，意思是，一本书，需要很多内容将之填充起来。
我对《诗经》的看法是，里面有太多的生僻字，语言习惯距离我们今天太远，诗的叠词用法，于今人也有不习惯。我在鲍勃-迪伦的歌谣里见到了类似的修辞手法“今天是星期五，今天是星期五”，《诗经》里有“左右流之，寤寐思之”。鲁迅有且只有一次：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柳树，另一个还是柳树。
这样的修辞手法，用一次，大感新鲜。若是多次使用，则流于庸俗。通篇如此，则不堪入目。尽管从形式上看，它很美。但诗需要人去阅读，将之“激活”。人的心需要跟诗共鸣，获得舒适的体验（而不是厌烦）。当我们的心跟诗同归于寂时，诗于我们就相当于“不存在”。诗需要主观体验。
再到《楚辞》。《楚辞》于我们可读性已经差了许多。到魏晋时曹操的诗，陶渊明的诗，至今可读。其语言简单，形式明了。但就算是陶渊明的诗，行数一旦超过一定数目（各个人的忍受度不同），则也会让读者失去兴趣。
唐诗依旧璀璨。但我们能记住的，也喜欢引用和朗诵的，也只有熟悉的那几首或几十首，大多数是偏门（冷门）。宋词就更是这样了。宋词中，李清照的词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元曲则更为偏门。我们今人很少有对元曲有兴趣的。
当一种文学表达形式渐渐不能被传唱时，它就渐渐失去了生命力。那些文字简介，形式简单的表达方式，通常更容易流传下去。
现代的通俗小说，比古人写的那些小说可读性强。其人物相对单一且有代入感（这里指的是武侠和言情、玄幻、修仙这一类）。尽管你可以在一部小说里塑造众多人物，但这些人物往往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伴随着故事主人公的冒险。其文学价值暂且不说，光是这一小说的形式，就是一大革新。《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读不下去，并不是因为它们篇幅太长，而是因为其形式太复杂，内容庞博。相比之下，《约翰-克里斯多夫》这部长河小说，虽然洋洋洒洒，却因为主题是描写主人公的人生历程，让我们有一种坐在家里，就经历了一个人一生的体验，这就容易读得下去。
文化的传承必定会有某种偏好。我觉得这是非常幸运的事，因为，我只是其中的偏好之一。比如上文中我对于各个时期诗歌的点评，那就是我的偏好。没有人愿意将某种东西作为负荷，压在身上。所以，我的偏好是：减轻诗的语言重量，简化诗的形式。少用偏僻的词，少用典故；写得短一些，短一些，再短一些，尽量写得短。写得短但又不要意思不清楚（或意境不明）。
还有一种极为迫切的偏好：对于破韵的渴求。韵既是诗的象征，又是诗的约束。你可以接受平仄和韵律的约束，在有限的规则里吟诵；也可以超出平仄和韵律的限制，在一个规则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吟诵。你要是说，这不算是诗，不算就不算吧。不必为形式和韵律所局限，关键看你写出来的那种文字形式，是否有意境（或者说，有诗的味道）。
当我说到我们的个人偏好时，可以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规则是一堵墙，阻碍了我们的思维和情感流动。韵律的发明，本来是为了朗朗上口，便于流传。自打发明了纸张和印刷术，这样的情况便不复存在。据说，荷马史诗最初靠口口相传。但现在，我们只需要到图书馆或是网上，便能找到整本荷马史诗，根本不需要背诵。唐诗宋词也是如此。
执着于韵律和平仄，也是一种偏好。仅仅是偏好而已。我对于韵律“生来”的警惕，或许是因为接受了自白话文运动以来的语文教育。我们是历史中的节点。我们喜欢什么，有何种偏好，那是历史使然。我不会说，我很特殊，故意要叛逆。不是这样。我们对于世界的感受和认识，不会超出我们的文化土壤所营造的氛围。
讲究韵律，有什么弊端呢？我们本来就是一种追求“圆满”的文化。我们的韵律，让我们的思维局限在一个圆圈内。回想一下阴阳图，阳极而阴，阴极而阳，相互转化，一阴一阳之谓道。这种思维模式会让我们局限在圆圈里打转。鲁迅先生说，我们是“酱缸文化”，任何新东西进来后，都被同化了。不论哪一个蛮族征服中原王朝，最终都被消融在讲究“圆满”的文化里。我们的思维，在讨论一件事、论述某个观点，都倾向于某个趋同的答案。而开放性的答案，追寻的态度，是我们需要补上的一课。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没有求索精神。《楚辞》中的《天问》，就是一连串没有答案的追寻。屈原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追寻态度的最佳证明。我只是认为，到了现在，我们的这种血脉已经被冲淡，需要重新浓烈起来。
这一段话应该已经为一部分人所熟知：
注意你的想法，因为它能决定你的言辞和行动。
注意你的言辞和行动，因为它能主导你的行为。
注意你的行为，因为它能变成你的习惯。
注意你的习惯，因为它能塑造你的性格。
注意你的性格，因为它能决定你的命运。
我们用语言思考，用语言表达。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会决定我们的行动、习惯、性格和命运。所有人的命运，就是整个民族的命运。
诗的语言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语言是一种程序，催眠的程序。那些朗朗上口的语言，让我们被“格式化”而成为某一类人。讲究圆润平仄的语言，会将我们塑造成这一类人。语言塑造了思维的边界：我们的言行被局限在这个边界里。
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汉高祖刘邦说出“大丈夫当如此”。黄巢有诗“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他果然杀进了长安城。东汉黄巾军起义，有诗云“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现代人的经济活动以公司这种组织模式为主。个体户，是最小规模的公司。现在流行的趋势是，就算是小微企业，也有“企业文化”。这些朗朗上口的企业文化，正在对我们进行潜移默化的催眠和格式化。催眠和程序化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诗的语言就有这样一种使命：打破原来的规则和体系，拒绝被程序化，拒绝被催眠，带来新的体验。不重复，不重样，是卓越诗人和诗歌的显著标识。
我们知道，一种形式被认可后，必然会被成批量地制造出来。这也是唐诗宋词虽然有上万首，我们喜欢和传颂的，却屈指可数。除非你是研究诗歌的专家（或研究员），对这种既有形式着迷，你才会将大把时间耗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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