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前208年)楚国上蔡人(今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布衣(平民)出身,师从荀子。学成后赴秦国效力,为秦国献离间诸侯君臣之计,得为上卿。秦王下逐客令后,李斯在被逐之列,李斯急上《谏逐客书》,此令乃止。嬴政用李斯计谋统一全国后,李斯官至丞相。秦灭六国后,在秦始皇支持下,李斯为建立大一统封建王朝出了很多良策(但也有焚书的馊主意),对后世影响深远。始皇帝死时,李斯为保自己的既得利益,屈于赵高的威胁利诱,伙同赵高策划了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沙丘之谋”。最后,落得“反误了卿卿性命”,李斯被赵高诬陷为谋反罪,腰斩于咸阳闹市,夷灭三族。
一,投名师,学习“帝王之术”。
李斯青年时,是郡中小吏,从事文书管理工作,虽地位低下,但志向远大,不甘在小吏位置上终老一生。如何改变现状,他从观察仓鼠和厕鼠所处不同环境得到不同的境遇,领悟到人的富贵高雅和贫贱低俗,如同仓鼠和厕鼠,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好的环境,从而产生了择地而处,择主而仕的思想,决心辞去小吏职务,外出拜名师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艺。
李斯几经辗转,来到齐国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投到当时大儒家荀子名下,同韩非等一起学习治国理政之术。荀子,名况,字卿,是継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家。他既继承了儒家思想精髓,又融会贯通,加以发展,并吸收了法家的某些思想理念。所以,李斯、韩非后来成了法家思想的实践者。
李斯和韩非是荀子诸多弟子中的佼佼者,两人学成后,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韩非原是韩国贵族,眷念故土,回到了韩国,报效韩王。李斯虽是楚国人,然而他认为楚王胸无大志,不足与谋。何去何从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二,择强国,远奔秦国求发展。
李斯学成后,没急于寻求进身之路,而是分析形势,准备寻觅能展现才能,攫取荣华富贵的最佳舞台。他审时度势,纵观天下,战国七雄的秦、楚、齐、赵几个大国中,秦国经过秦孝公、秦昭王等君主的大力改革和发展后,只有秦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已雄居七国之首,可以取代已名存实亡的周王室一统天下。于是,他对恩师荀卿说:“当下,秦王胸怀大志,欲一统天下,成就帝王大业,这是我等智谋之士奔走效力,建功成名的大好时机,所以,我决定西行入秦,去为秦王出谋划策,建功立业,不负恩师的厚望。”李斯这种择强而仕的谋略,远高于韩非等众多学者智士。
公元前247年,李斯只身来到秦都咸阳。这年正值秦庄襄王驾崩,嬴政继位,吕不韦独揽朝政大权。李斯纵观全局,权衡利弊,决心投到吕不韦门下,作为进身第一阶梯。
吕不韦知道李斯是大儒荀卿的高徒后,便与之深谈,感到李斯确有才华而收为门客,先让他参与《吕氏春秋》这部大型著作的修改和审定。李斯在此项工作中表现出色,得到吕不韦的赞赏,并把他推荐给秦王。秦王让李斯当了郎官(守护宫门、侍卫秦王)。这就为李斯涉足政权核心敞开了大门。
李斯终于得到接近秦王的机会,时间稍长,两人相谈非常契合。抓住这个机会,李斯将平时思考的问题,大胆给秦王写了一道“并吞六国,统一天下“的奏章。秦王嬴政看过后,李斯的建议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非常欣赏李斯的才华,于是任命李斯为长史,参与朝政决策。
后来,李斯又向秦王嬴政献“用重金暗中收买各国权贵、政要为秦国所用”的计谋,秦王依计而行,取得很好成效,从而进一步获得秦王信任,并拜李斯为客卿,地位仅次于丞相。
三,急上书,谏秦王收回“逐客令”。
就在李斯混得风生水起、飞黄腾达之时,秦王突下“逐客令”,李斯在被逐之列。这一 意想不到的变故,差点使李斯的美梦破灭。事情起因是这样的:
秦王嬴政为谋图霸业、统一全国打好经济基础,大力发展生产,派李冰父子兴修都江堰。于是韩国打着友好旗帜,也遣技艺精湛的水工郑国,助秦另修一条灌溉渠道。此渠设计长三百多里,修成后可灌溉400万亩土地。此工程浩大,耗时长,需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韩国的目的是企图消耗秦国国力。工程顺利进行中,秦国查明原来郑国是韩国派来的奸细,舆论一片哗然,秦王更是十分生气。
一向排外的秦宗室大臣们,乘机向秦王进言:“所有外国客卿都是为其主充当说客或奸细,应一律逐出。”秦王联想到吕不韦和郑国的教训,一怒之下颁发了“逐客令”规定凡在秦国的客卿一律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李斯很不甘心就此跌入深渊。他打算求见秦王,陈明利害,然而秦王不肯见。他怏怏离开咸阳时,但仍不死心,经过苦思冥想,决定最后一搏。他在客舍中奋笔疾书,写下了既改变他自己命运,也挽回秦国错误决策而流传千古的《谏逐客书》。
这一奏章,以历史事实,历数客卿对秦国的巨大贡献,并以取用他国的珍宝物器与客卿相比较,进而指出逐客的危害。通篇着笔纯从利害关系论述,自始至终均把握为秦国利益着想,无一词为客卿利益考虑。
这样一篇引经据典,翔实雄辩,高瞻远瞩,字句铿锵的《谏逐客书》,呈送到英明的秦王御案,深深打动了秦王,使秦王幡然悔悟,立马撤销了“逐客令”,派人追至骊山,召回李斯,并官复原职,不久,调任廷尉(朝廷最高执法官)。对郑国也继续重用,终于修成了我国历史上仅次于都江堰的第二大水利工程——郑国渠。
李斯的《谏逐客书》,不仅为秦国保留和继续罗致人才起到重用作用,也为后世统治者广泛招揽人才提供了启示。
四,献良策,佐秦王统一六国。
秦王撤销逐客令,恢复李斯客卿职务后,李斯更是感恩戴德,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地为秦王完成统一大业出谋划策,都被秦王一一采纳。
一是劝说秦王不惜重金去贿买各国权贵政要,充当秦国内奸。
二是暗中派遣谋士说客,游说诸侯,离间各国关系。
三是对那些不受贿赂,对本国忠心不二、或成为秦并吞六国障碍的人,派刺客去刺杀。
四是对有些国家的良将、能臣,使用反间计,使他们失去国主的信任(如赵国领军主帅李牧被杀,司马尚被撤职)。
五是用多种计谋使国力和军力仅次于秦国的齐国,坐山观虎斗,对秦攻打韩、魏、楚、赵、燕五国时坐视不援。而且齐国自己也不作任何防秦准备,以致秦军最后轻而易举攻下齐国都城临淄。
六是在分析和掌握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基础上,按照先弱后强原则,制定征服六国计划。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国开始,分别于公元前225年灭了魏,公元前223年灭了楚,公元前222年灭了赵、燕,最后于公元前 221年灭了齐,统一全国仅用十年时间。毋庸讳言,李斯的谋略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五,排众议,力主实行郡县制。
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后,自称始皇帝,以求千秋万代。他召集群臣谋定朝政体制。丞相王绾首先发言,竭力主张承袭周王朝的分封制,分封皇家子弟为王,到原六国所在地镇守。他认为燕、齐、楚等地位置偏远,应该设立诸侯王去镇抚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秦王朝长治久安。众大臣一致赞成王丞相的主张。
唯独廷尉李斯力排众议,坚决反对。他在朝堂上慷慨呈辞,以春秋战国时各分封王国,为争夺领地和霸权,相互攻伐,战乱不已,导致周王室名存实亡为例,历数分封制的弊端。他主张在全国设立郡县,由朝廷委派官员管理。至于皇帝子孙和有功大臣,应以国家征收的赋税供养和赏赐。这样既可以使他们富足尊贵,又便于国家统一管理,天下没有分裂之忧。
秦始皇不愧为“千古一帝”,毅然赞成李斯的建议。当即命李斯规划疆土,按山川走势,地理方位,因地制宜划分郡县,定制明法,颁行天下。后来全国共划分为36郡(之后,随着开疆拓土,又增加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郡)。朝廷设三公九卿,各司其职。郡县设郡守和县令等官员,分级管理地方事务。这套行之有效的政权管理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影响极为深远,一直沿袭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
六,善谋划,制定系列法规制度。
秦统一全国后,如何使王朝长治久安,李斯认为必须明法建制,严格执法。他在秦始皇的支持下,为秦国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和诏命,颁行全国。为了节约篇幅,简述如后:
1,为防止百姓造反,销毁民间兵器;
2,为防止豪门大户聚众生事,将全国各地12万户豪富迁入京城咸阳;
3,拆出原六国在各地的城堡、要塞,防止六国旧部死灰复燃,东山再起;
4,统一文字,全国以小篆为标准文字,并下发《仓颉篇》、《博学篇》、《爰历篇》三个范本,让百姓学习;
五,统一货币,废除原六国货币。规定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重20两。铜钱为下币,形状为外圆内孔方,半两为单位。
6,统一度量衡,全国一律改用当年商鞅为秦国制定的度量衡制度,并颁发标准量器为执行样本;
7,统一车轨,规定所有车辆两轨之间距离,一律改为六尺宽,便于全国通行;
8,修驰道。主观上为了应付突发事件,便于迅速调集兵马,以京城咸阳为起点,先后修筑了三条馳道。馳道宽50步,东向通到燕、齐,南向通到吴、楚,北向通到上郡。后来,还修了新道和嶺南的五尺道。馳道的修建,京城咸阳能通达各地,使咸阳名副其实地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交通中心。
上述法令、政策、措施的实行,其根本目的是加强巩固秦王朝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对促进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交通的便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七,保禄位,深陷“沙丘之谋”泥潭。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游巡视,中途病死在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南),死前,立遗诏要太子扶苏继位。害怕扶苏继位后对自己不利的巨奸赵高,早有不轨之心。对始皇之死,秘不发丧,欲以始皇另一个儿子胡亥继位,便于自己掌控朝政。但关键是要取得丞相李斯的配合。于是,赵高从厉害关系上,千方百计利诱威胁李斯就范。尤其是赵高说到,扶苏继位后,可能以与扶苏关系更亲密的蒙毅取代李斯为丞相,甚至会清算李斯的过失。权力欲和贪念荣华富贵之心,使李斯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于是屈从和伙同赵高导演了“沙丘之谋”:伪造诏书,命胡亥继位,令扶苏和大将蒙毅自杀。从而,造成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大悲剧。
李斯对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虽然其功至伟,但有三大污点:
一是嫉贤妒能,害死了同门师兄韩非;
二是为了钳制舆论,建议秦始皇“焚书”,使中华文化遭到巨大损失(“坑儒”事件与李斯没有直接关系);
三,被动地参与了“沙丘之谋”。
纵观李斯的经历,李斯是能臣,不是贤臣,更不是奸臣。他的人生宗旨是出人头地,荣华富贵。但作为封建社会的高层官吏,其一生的主要作为,客观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我国封建社会其他智谋之士不可比拟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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