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在古代中国就是封邦建国的意思，近代以来西学东渐，逐渐有了其它的含义，在此不做赘述，仅叙其本初之意。
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于周代，成熟于周代，也消亡于周代，史称周制分封制。
当然，其后还有其它与之不同的分封制，比如汉制分封，又比如其后司马家搞的那些。
而这两者及其余在此也都不做讨论。因为没有必要，正如上文所言，分封制起于周，成于周，亦亡于周，前后历时八百年，功莫大焉，余者不足挂齿。
（曾经听到有人问，为什么欧洲人那么在意血统，而中国人不那么在意。 当时一时难以回答，而现在我已经有了满意的答案，原因在于欧洲直接从封建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且还有活着的贵族，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了，除非是孔孟老庄的嫡长后裔，或许还可以稍加得意，不然恐怕少有人敢于在人前提及先祖，毕竟后辈不肖者多，优秀者寡，而先祖越是不凡，便越映衬得子孙平庸，自夸的结果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周制封建制度的建立，是一种有别于商的制度创新，其关键在于两者的法理支点不同。商人宣称的法理源于其祖先的功绩与庇佑，并且祖先与上天二位一体，神格与人格合一，还是至高的象征。
周人与商人不一样，剥离了上述三者，使之各归其位。祖先是祖先，有灵在天但不是神，也就没有神格；上天依然是至高无上的象征，但也仅止于此，既无神格，亦无人格；而神鬼莫测，则存而不论，敬而远之。
“神”这个概念或说存在，在中国人发现“道”的存在之前，恐怕是最具解释力的认知想象，或许也是当时人们认知中的真实存在。
然而，随着经验、知识与理性的积累与迭代，文明的进步，神的虚假性被逐渐察觉。
那么，此时就要面对一个非常现实且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崇拜神，更新对神的既有认知又或扮演神增强自身权威；还是敬而远之，走出思想牢笼，突破壁障，拥抱理性，完成文明成长中的这个关键仪式呢。
古埃及人选择了扮演，走向了保守，而周人作为与之不相知的后进者却选择了后者。商周之变是炎黄时代以后最为关键的一次变革。
因为这一次变革不仅是政治权利的交替，体制的变革，更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跃进。
跨过这个门槛，完成这个仪式，中国从此基本上就杜绝了神权与宗教势力合法干涉政治的所有可能，也从根本上避免了诸如东南亚、印度，西亚和欧洲那样的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其对于国家和民众的戕害。
拒绝了神权的诱惑，周人发明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将自身法理与制度的支点定在了“德”与“民心”之上，上承天意下应民心。这是一个无比自信且勇于进取的建构，至此天下大势定矣，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秦汉一统，都是这个伟大开始的结束。
“德”与“民心”正是中国之“政道”，余者是“术”也。正因为有此政道，有历代秉承政道而负重前行者，我泱泱华夏，虽有多有亡国之君，却少有亡天下之危。
封邦建国，宗法礼乐，井田均田，郡县科举，常平均输，行省集权……此等都是政道之术。政道从未允诺千秋霸业，百代王侯，只是让中国活了下来。
然而，活着就是轻易可得的吗。
不，活着是生命目的，文明的归向，是十分艰难的事情，十分伟大的事情。
中国也为此支付了巨大的代价，以至于考察了世界主要古代文明遗址的文化学者这样感叹——文明到底是不是诅咒，曾经无比辉煌的文明，现今不是废墟，就是深陷战争；不是身陷恐怖主义，就是身陷宗教极端主义。
政治混乱，民不聊生，贫穷又痛苦。更有甚者诸多苦难叠加在一起，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反观一些古代文明不是那么发达，甚至可谓之蛮荒的地方，如今却是山清水秀，人民幸福。前者比如伊拉克，后者比如尼泊尔……
而“德”与“民心”具体来说，前者实指治理国家的能力、功绩和方法的集合，而评判它的参照就是民心所向，标准就是天地大德，万物至理。
有了这样宏大的开端与构想，中国政治十分的早熟，很早就触碰到了自身制度的边界，并且因为生产力长期不能获得解放，秦汉以后漫长的历史，也成了治乱循环交替的历史。
早熟有早熟的骄傲，早熟也有早熟的无奈，也就是早衰与腐朽，直到遭遇百年国耻，血泪仇怨，并于现今再度奋起，真是天佑我中华……天佑我中华，天佑我中华……天佑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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