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化时代教育的发展走向的思考与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进教育数字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千秋智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教育数字化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但长久以来，很多人习惯于将教育数字化视为一个实践性甚至是技术性的命题，而搁置了许多前提性甚至是根本性的问题。数字化时代，面对人类社会的技术加速度，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数字化之于教育的价值与可能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在思想中把握教育的未来，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数字化建设，在迈向教育强国的征程中不断前行。
一、深重的数字化生存
斯蒂格勒赋予技术在人朝向整全的生命历程中的神圣责任，技术之于人的存在性意义从未得到如此彰显。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人类的历史即技术的历史，技术不断创造、重构着人类社会，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享受着技术的红利。如今，数字技术正在推动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量子计算、基因剪辑、人工智能等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见识了数字技术给教育带来的巨大能动性。但有些吊诡的是，技术似乎已经开始“造反”：大数据和算法不断将“此在”纳入全时空性的记录、计算、标注和区隔的“技术装置”中；数字界面的天幕投映使每个人被深深地凝视、吸附乃至捆绑于无底的“数字黑洞”之中；技术性的反智主义正在大地上游荡，一种“不用头脑，只用眼睛”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先于理解，表态先于判断”的生活态度正在扩散；数字技术加速的存在性焦虑空前膨胀，一种不知从何而来却能强烈感受到的压迫感正在撕裂我们对于生活的信心；诸多高风险的生物技术、智能技术正在将人类带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与此同时，“数字贫困”“数字鸿沟”等问题也再度浮出水面，教育在享受技术福祉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现代技术会将教育带往何处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或者说它已经成为一项时代课题。
二、教育的“五维”转向
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教育正处于某种转向之中，但是这种转向目前并不明朗，也很少为人所把握到。是故，笔者试图在此提出思考数字化社会与教育变革更为一般性的框架，其涉及这一关系性问题更为一般的前提性、根本性问题，也就是数字化社会中教育的主体、知识、媒介、时间与空间问题。
进入数字化社会，人的存在获得了双重的主体性身份，一方面，正如尼采所说，人必须忠实于“大地”，另一方面，人可以自由地游走在“拟像”空间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游荡”在数字化空间中的主体性“幽灵”。面对这种存在论条件的技术性重构，教育必须回应数字化时代人的存在的多样性对其提出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教育的多样性。现代技术已经深彻影响了今日儿童的生理乃至心理结构，传统儿童观对于理解数字化时代的儿童面临失效，必须有所更新。同样，面对技术体系的快速进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指数级的发展，传统教师的职业定位也已受到严重威胁，“智能化时代何以为师”拷问着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我们明白，只有放大“人”本身的优越性，才能在未来的“人—机”竞争中有所胜出。
人们常说，数字化时代的知识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数字化时代“千疮百孔”的知识现状。它一方面意味着随着技术理性对于普遍性知识的瓦解，人们逐渐放弃了关于知识的信任甚至信仰；另一方面，人们所试图构建的新知识方案又不足以应付这个多变的世界。在相信与怀疑之间，知识不再可信、可用、可爱，甚至沦为一种娱乐化的状态。在巨大的资本浪潮的裹挟下，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的责任与信念正在下降。面对这样一个知识已经难以给出生存承诺的时代，教育怎么办？笔者认为，为了有效扭转知识的不堪处境及其对教育提出的普遍质疑，我们必须重建知识的整体性，抵制知识的资本化与娱乐化大潮，并且复归具身性的知识生产。
在一个“人人皆媒介”的泛媒介化生存时代，在数字化技术所编织的存在之网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成为其中的一个节点。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难以进入拟像化生存界面的存在者是会被抛出数字化社会的。想想疫情期间那些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不会使用健康码的人，这种存在性被抛的感受就会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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