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时,加入少先队,我比同班同学晚一年;读初中时,入团,我又比同班同学晚一年。当时,老师说的理由都是,我小,我比同班同学都小。这个理由,听起来,似乎很充分。因为,加入少先队和入团,都有年龄门槛。
?上大学时,入党,我也是“久经考验”,在临毕业前三天,即1985年6月28日,才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据说,这之前,多次上会,每次都是因为个别党员有不同的意见而被搁置。
?我们上大学那阵子,全国也没有几所大学,称学院的为多。如今,大学多了,我认为还是批判西方国家的结果,比如英国“野鸡大学”就不计其数。钱锺书先生在《围城》里就曾讥讽过这样的“野鸡大学”。光讥讽没有用,批判也没有用。因为它有市场。最近不是说北大某学院的院长XX花教授也在英国某“野鸡大学”买了一纸文凭吗?如今的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就叫华中工学院;当时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来改为大学,再后来就消失在武汉大学里。1981年,我上的就是如今已经消失了的曾经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院下面是系,系下面是专业教研室。
?当时,每个系每年招两个到五个班不等,每个班三十余人。每个系设党总支,党总支下面又有专门的学生党支部,支部书记由老师兼任。我后来调回学校后,就曾兼任过学生党支部书记。
?后来听说,其中有一次没有通过,是因为时任校学生会主席、学生党员李恩志同学不同意。他不同意的理由是,我有点自私。根据是,我从校学生会拿过纸笔。从校学生会拿过纸笔,确是事实。我是系里的宣传部部长,和校学生会宣传部部长肖雯私交甚笃。每次到校学生会宣传部汇报工作时,在征得肖雯同意的情况下,顺一点纸笔到系里的宣传部使用,确实是常有的事。怎么说呢?如果说学校是大集体,系一级则是小集体,没有正确处理集体的利益,说自私,也靠谱。
?还有一次没有通过是,时任分团委副书记、我的同班同学赵慧传有不同意见。理由是,我时有骄傲情绪。具体依据,我不得而知。说我时有骄傲情绪,我也不否认。说实话,有些骄傲是骨子里的。
?奇怪的是,大学毕业后,李恩志和赵慧传两同学却成了我的至交。恩志先生,久在武汉,我在武汉工作时,他家里的厨房就是我的食堂。慧传兄,大学毕业后,先在哈尔滨工作,本世纪初调至帝都。每次进京,我必提前向慧传报到,然后见见面,叙叙旧。
?记得有一次支部会没有通过我入党申请后,系党总支副书记亲自找我谈话。他给我两点忠告,第一点是不要背包袱。我说:“请组织放心,我不会背包袱,思想上入党最重要。再说,对党的认识也没有几个人有我深刻。”他说:“这正是我要和你谈的第二点,你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我说:“书记,本来我是没有尾巴的,如果非得我夹着尾巴做人,那我就必须挺直我的胸膛,仰起我高傲的头颅。夹尾巴与挺胸膛、仰头颅,我只能二选一。请问您,您教我选哪一个。”他点点头,半天不语。然后说:“今天就谈到此,你回吧。”
?那次谈话,已经过去整整三十七年,但是,当时谈话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有时候,我想,如果再重新复盘,他再找我谈话,我说的话也不会改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既夹着尾巴,又还能低着头的,除了狗,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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