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伯驹无疑是惊弓之鸟中最大的一只。他一次又一次回忆在办公室姜铭看他的眼神，总觉得怪怪的，连很平常的打招呼也觉得他不怀好意。可是，又没有亲眼见他拿你东西，你怎么问他？就是确切知道是他拿的，那也只能自认晦气。他不再想是谁拿了这封信了，只想怎么闯过这一关。是等左步云来找我，还是我主动去找他？如果等他找我，我就失去主动，板子打得更重；我找他呢？假如没有人把这信交给他，我岂不是自找麻烦？主动找他，怎么说呢？无形中把把老二卖掉了，卖自己卖老二，会不会让老左看在主动坦白的份上放我一马呢？很难！听人说过，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左思右想，不得要领。不行，这事儿不让老太太知道可以，不让于娴知道肯定不行，除了她，我也无法找其他人商量。老四年轻，不会有什么好主意，再说，我的确不能伤及无辜了。袁伯驹决定晚饭后缓缓地和妻子说这件事。
听老袁说出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于娴先是好一顿埋怨：几十岁的人做事竟这样毛糙！你明知道你科室里有两个左左派，还在科室看什么信？随便手往口袋一揣，啥事没有，放抽屉干嘛？埋怨过后，又怕再增加老袁的负担，转而安慰他：现在急也没用，是不是小姜捡的还不确定，就是他捡了交给老左，信里也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大不了就是不合时宜。最严重的话就是别相信领导说的好听的话，说不定是哄你上当。这样的话也犯不上该杀该剐，大不了说你消极落后。老袁说，左步云要是象你这样想就好了，他这人，没事能找事，鸡蛋里能挑出骨头，尤其是涉及领导的字眼，他会更敏感。汉武帝时有个酷吏叫张汤，他设计了一个
“腹诽”的罪名，大臣别说提反对意见了，就是有反对的表情也算有罪，首开先例的就是杀大农令颜异。张汤就是左步云的祖师爷，他不但容不得反对意见，也容不得反对的表情。现在是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我还是再观察观察，几天无事，天幸，真的要找上门来，没办法。你无缘无故去找他，或许真的没事找个事。有事，我主动找他，他也不会从轻发落。于娴最终同意了老袁的想法，硬着头皮扛吧。
第二天上班，袁伯驹虽然早就嘱咐自己轻松一点，再轻松一点，但是有心事的人与没心事人一比，还是大不一样。与他的左校长比起来，他远没有修成正果。有道是，病人听不得鬼叫，一件本来平常的事，在惊弓之鸟这里会成为噩耗。钱文淑通知他，袁老师，你第二节课下课后到左校长那里去一下，他找你问一件事。什么事，她说她也不知道。老袁如雷轰顶，那紧张的样子连钱文淑也觉得奇怪。不过她没有深问。袁伯驹不知道他那两节课是怎么上的。
左步云问的是外单位一个函调的事，调查原来与袁伯驹在同一个国民党部队的一个人的情况。他只要把他所知道的情况讲明就完事了。这要搁平时，十分钟了不得。可是左步云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他倒不是怀疑袁伯驹在所调查的问题上没说实话，因为这件调查所要提供的材料无须说谎。那是从袁伯驹一进门，他就发现他莫名的紧张。职业的本能让他猜到老袁一定有思想包袱，一定有搅扰内心不安的事。所以，在调查材料问完之后，很关心地问：“袁老师，你的精神状态有点不正常。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左步云开始以为他是不是和那个国民党部队的前战友有什么瓜葛，马上否定了这一推断，第一，找老袁来连钱文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袁伯驹就更不知道了；第二，他是一进门就紧张写在脸上，不是谈话之后才有情绪变化。有了这样的结论，左步云断定，老袁的紧张肯定是另有原因。面对校长和颜悦色的问话，袁伯驹的情绪略有舒缓，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回答：
校长，谢谢您的关心，我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家里情况也还好。我这个人，你也知道，从国民党部队过来，党和政府不但不嫌弃，还按起义人员对待，安排教师岗位，我非常感激。我知道，我同一开始就参加革命的同志相比有很大差距，世界观还要好好改造。不然就跟不上时代。就拿现在的反右来说吧，老是担心掉队，可是觉得还是跟不上趟。
左步云打断了他一下，似乎嚼出点味：
袁老师你慢慢说，党的政策你应该知道，革命不分先后，你解放前的历史是清楚的，解放后的表现也是得到认可的，产生新的思想问题也不奇怪，组织上对你的思想动态很了解。你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尽早说清楚，早说清楚早卸包袱，不要因为害怕批评就不说，有个公式你知道吗？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他忽然发现，左校长没有想象的那么坏，我是不是对领导有偏见？他把老二的忠告丢到了九宵云外：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开始我觉得吧，楚璧还如果不递那个意见书，反右派也许没他的事，可能有这样看法的人不止我一个，这当然是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很粗浅。我的二弟也和我有差不多的看法，说领导欢迎提意见的话不能轻信，哪有欢迎提意见的人呢？人都有喜欢听恭维话的毛病。这可能就是我们落伍的地方，没有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是和过去的官员是不同的。
左步云问：“你二弟不在嘉余工作吧? ”
袁伯驹答： “是的，他在晋陵。”
“最近他回来了？”
“没有，我们经常通信。”
“ 信上还说了些什么？”
“其它都是家常话。”
“最近的那封信呢？给我看看，方不方便？”
“我弄丢了。“
“怎么会丢呢？”
“那天老杨快下班时送给我，我匆匆一瞥说放到桌上，第二天早上一来，信封还在，信纸不翼而飞。”
左步云很快相信了信纸丢失的话。他脑子极快地转出一个结论：袁伯驹丢了信纸，怕办公室里同事捡了交给领导，所以心事重重。他在想，袁伯驹这一袋老糠能不能榨出油呢？他很严肃地说，你们的这些认识是很错误的，产生这些错误是深刻的思想根源的，你要做好接受群众批评甚至批判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是第一步，还要深挖思想根源，自我解剖！
袁伯驹回到家里，他很庆幸对左步云说一半留一半，只说了领导欢迎批评的话不能信。哄人上当的话没提。于娴不以为然，她虽然不了解左步云，可是象他那样的领导并不少见，她的想法竟和左步云与袁伯驹谈话时的一个想法差不多，她说，象左步云这样的人，老糠都能榨出油，何况你还不象老糠！她叹息，这或许是命中注定，你不是准备硬扛吗？怎么钻出个外调的事，让老左轻易地把你诈出来。没事都能找事，你提供了一个由头，他哪舍得放过？他不是要你准备接受批判，准备深刻自我解剖吗？类似的事在我姐那个单位就有，她告诉我，有些人不是领导整死的，是自己把自己整死的。他们顺着领导为他们设的路径，一个劲地把自己上纲上线，一个劲地把自己往阶级敌人那边靠，好像不把自己说成十恶不赦的人就不够深刻，不够坦诚，不足以获得党和人民群众的宽恕和谅解。好，专案材料出来了，交待可是你自己写的，性质是你自己界定的，你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谁是？至于此前在你面前展现的高压态势不会有人提及，你手握你笔，你笔写你纸，没人搞逼供信。于娴说，今天我才知道，我姐告诉我的这些东西还能派上用场。伯驹呀，你千万不要象我姐说的那些自己整自己的人，不要上左步云的套，死咬着就这几句话，要深挖也只能挖到对领导不够了解，脑子里陈旧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一定要把感谢党感谢政府对你的关怀照顾不嫌烦的多说，一定不能把自己推到阶级敌人一边。袁伯驹听了于娴的这番话，真有“胜读十年书”的感慨。他怨自己不能很好地控制情绪，他庆幸关键时刻鬼使神差地做了保留。睡觉前，他对于娴说，古人说的“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有了新解，我真的长见识了。
第二天上班，老袁第一节课空档，坐在椅子上闷头喝茶。钱文淑被叫到校长室去了。他一手端茶杯，一手拉抽屉，不知怎么晃了一下，茶泼到抽屉里。他放下茶杯，先把书和本子拿出来，垫在抽屉里的那张纸湿了一半，赶紧揭起来，这一揭不要紧，自己觉得眼发直：那张老二来信竟在纸下！那天自己匆忙将信纸放到抽屉垫纸下面，居然忘记得干干净净！如果不是张承彦坐在他的身后，他要狠狠地搧自己一个耳光！平时不是这样的烂记性，这次怎会这样？他越发相信大姨姐“有些人是自己整死自己”的话，越发佩服让一些人自己整死自己的人高明至极！对左步云说过的话已经收不回来了，保留的那一半也绝无可能再吐出去。就那一点点，你批，你判吧，我有数了。
钱文淑和另外几个中层干部到校长室开会，是部署对相关的几个人的小范围批判。原来，象袁伯驹那样被左步云讹诈震撼的有好几个人，这些人在会后都神经质地发现周围人眼神和平时不一样，就如古代一则寓言，一个人斧子掉了，看到某人走路象偷斧子的，说话也象偷斧子的。后来自己斧子找到了，再看那人，走路也不象偷斧子的，说话也不象偷斧子的。实际上，周围人与平常并无不同。他们怀疑自己某一句牢骚话，某一次下意识的感慨之言被什么人打了小报告，不然，校长在讲话的时候怎么会把眼睛看我呢？与其被点名，不如主动交心，于是，向各自的科室领导汇报了自己的“错误”。左步云心中窃喜，乱扔手榴弹也能有相当大的杀伤力！
左步云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说他是无的放矢，更不会泄漏他的诈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认真领会上级文件，充分调查研究，精准分析的结果。他对与会者说，现在的情况完全证明了我们掌握的事实和作出的判断，敌视社会主义，对党心怀不满的人再狡猾，也会有露出狐狸尾巴的时候。你们与这几个人个别谈话的时候要特别强调，主动承认比被人揭发好，彻底坦白比挤牙膏好，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挖思想根源比不痛不痒的骂自己几声好。科室批判会，要逐步升温，要让他们自觉地认识到，确实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刘亦秀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不只是教导处没有发现“嫌疑人”，而是另外原因。通常教导处主任是无处不在的。那个另外的原因是什么？百思不得其解。左步云为什么要有意疏远他呢？是那偶尔的顶撞？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散会后的左步云路过教导处，探头对他说：“老刘，你明天参加语文组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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