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条约一览表图片，不平等条约的图片

近 现 代

沙皇俄国对内蒙古的侵略 沙皇俄国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乘清朝政府虚弱外露之机企图进行侵略，采纳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侵略计划，帮助英、法帝国主义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以战争“调停者”的面目出现，迫使清朝政府与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从1858—1881年共签订了5个不平等条约或章程)，侵占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恩格斯语)。从此，沙俄的侵略势力进入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不仅获得了通商贸易(包括免税)权、建筑铁路权，而且逐渐发展到驻军占领，其中也包括占领内蒙古地区的一部分土地。并且扶植与支持一些蒙古王公贵族搞“独立”活动。1912年煽动与支持呼伦道的蒙古王公组织武装攻占海拉尔。当局派兵前往救援时，沙俄控制下的中东铁路拒绝为清朝政府运送军队，却允许蒙古王公组织的军队和一部分化装的沙俄军队共同配合，进攻胪滨府(今满洲里市)。还相继攻占吉拉林等地。同年，乘中国国内革命危机之时，沙俄政府还派移民官窜入乌梁海，宣布“接受乌梁海的居民作为俄罗斯政府保护下的居民”，强行占领这一地区。1915年又签订了中俄《呼伦贝尔协约》，把呼伦贝尔划为“特别区”实行“自治”。沙俄从中得到许多特权。

蒙古骑兵在鸦片战争中 1840年，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驻防在东南沿海的蒙古八旗官兵与各族军民奋起抗敌。1841年10月蒙古族爱国将领裕谦指挥三镇将士在浙江定海奋战6昼夜，以身殉国。次年4月英军进犯乍浦，守军7000人英勇反击，其中有蒙古八旗官兵800余人参战，蒙古官兵牺牲200余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英军侵入渤海湾时，内蒙古东三盟和察哈尔八旗蒙古骑兵5千人，奉调天津海口防守。蒙古各地捐献大量马匹、银两支援前线。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至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僧格林沁亲王奉命从内蒙古各盟征调蒙古骑兵参战。在大沽口的三次保卫战和八里桥之战中英勇抗击，其中在有4千余名蒙古骑兵参战的第二次大沽口保卫战中，打沉敌舰5艘，击伤6艘，打死打伤英法侵略军592人，获得胜利。第三次大沽口保卫战中，蒙古族爱国将领乐善率千余官兵坚守炮台，拼死抵抗，全部为国捐躯。在保卫北京的八里桥之战中，从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和察哈尔调集的4千蒙古骑兵穿插奋战，毙伤敌军1千余人；蒙古骑兵也有很大牺牲。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蒙古骑兵以弓箭、马刀抗击了敌方的洋枪、洋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壮举。

穆拉维约夫计划 1847年穆拉维约夫被俄国沙皇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后制订的吞并中国蒙古地区的计划。其部署是从恰克图贸易开始，打入蒙古地区，进一步侵占黑龙江流域的中国领土。并向沙皇陈述了吞并蒙古地区的建议和设想，强调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不应允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而应该让蒙古加入俄国。这一计划受到沙皇的赏识，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沙俄侵略蒙古地区的活动基本上是按照穆拉维约夫计划进行的。

八支箭起义 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发生在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 (今辽宁省北票市)境内的长达十七年的反封建压迫的斗争。1853年，八支箭地方以福泰、常明为首，反抗王公沉重的兵役、差役负担，数次派代表到盟长衙门和理藩院呈控该旗王公的暴政。统治者不予理睬，八支箭人民据守村寨，拒不比丁、从征，抗交所有差派。1868年福泰因病身故，常明、色斋、阿噶齐、德尔沁札布等人继续领导斗争。1870年统治者派兵镇压，将常明等人发往南方充当苦差。为平息民愤，统治者被迫核减差派，不准对平民子女随意使役、陪嫁，并处分了一些平日欺压百姓的贝子、章京、署印协理。

老头会起义 老头会，蒙古语称勿布格德会。1860——1865年间发生在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的反对封建暴政的起义。该旗蒙古族人民不堪忍受王公的压榨，推选德高望重的老者组成老头会赴京控告。几年之内，老头会呈控30余案，揭露了封建主们的种种罪恶，但统治者不予理睬。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6月，青黄不接，蒙民生活困难，以绰金汰、那木斯赉为首，聚众要求减免杂差。王公不但拒绝，反而增派杂差六项，激起民愤。同年9月，绰金汰等人领导老头会联合该旗70个村庄数千群众，武装反抗官兵镇压。1863年夏，清政府派大军围攻起义群众，同年冬逮捕绰金汰、那木斯赉等88名老头会成员，绰金汰等人英勇就义。那木斯赉、恩和巴图、土们恩克等人越狱潜逃，仍坚持斗争，联合梁廷起、吴振德重组50余人队伍继续反抗官兵。不久，那木斯赉等人在宾图王旗乌丹营子地方被捕牺牲。坚持五年之久的老头会起义虽然失败，但极大震惊了封建统治者，迫使王公作出某些让步，拟订了《查办土默特贝勒差项地亩条款》二十二条，宣布免去清同治二年 (公元1863年)以前的差项，争得了每年只交东钱八吊的定例，并取得了对18名民愤大的旗署官员治罪的胜利。

金丹道起义 清末在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爆发的汉族农民反帝反封建起义。金丹道，亦称在理会，俗称学好。民间秘密组织。传播反帝思想，反对传教士的不法行为。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4月，平泉州(原属喀喇沁旗)天主教堂恃强向各“铺户”借粮，枪杀前去说理的在理会首领徐荣，激起民变。同年11月，杨悦春、李国珍召集各地代表集会宣布起义，将队伍分青、黄、白、红、黑旗五队，由数千聚至数万。活动于平泉、建昌、赤峰等州县和喀喇沁、东土默特、翁牛特、敖汉、奈曼、巴林等旗。所到之处，“毁堂灭教”，击杀教士、教民。清政府急派直隶、奉天、热河3省军队镇压。起义军坚持两个多月，大小数十战，最后失败。杨悦春、李国珍等壮烈牺牲，2万多起义群众遭到屠杀。

独贵龙运动 独贵龙，蒙古语音译，意为环形或圆圈。蒙古族人民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种形式。参加此运动的人在开会时按环形席地而坐；在发表决议文件或给官府呈文签名时均作环形，表示参加者都是一律平等，不暴露领导者，风险共挡。独贵龙运动的发展分四个阶段。最初在1858年由乌审旗牧民巴拉吉尔、朱勒杰尔嘎拉、德勒格尔等人首先组织独贵龙，有数百名群众参加，反对该旗王公的暴政、苛税、徭役，迫使该旗札萨克作出某些让步。接着在1866年、1879年、1885年、1891年,鄂托克旗、乌审旗再次掀起反封建压迫的独贵龙运动。第二阶段发生在1890-1902年，鄂托克旗、乌审旗参加独贵龙的蒙古人民与当地汉族人民联合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第三阶段发生在1905—1907年，是以反放垦为中心的武装起义，由局部斗争汇聚成全旗性的统一运动。乌审旗的12个独贵龙联合组织的抗垦斗争局子(即公会)，杭锦旗的6个独贵龙在厂汉卜罗领导下汇合以纳素朝为首的达拉特旗独贵龙，在伊克昭盟形成轰轰烈烈的反放垦高潮，迫使垦务一度停顿。第四次独贵龙运动发生在1912—1930年，首先由厂汉卜罗和旺丹尼玛在1912年掀起反对军阀、官僚的夺地斗争，接着1913年达拉特旗阿尧尔色那领导独贵龙武装起义，反对该旗札萨克逊博尔巴图的暴政。规模最大的是席尼喇嘛领导的乌审旗独贵龙运动，坚持斗争达七年之久，席尼喇嘛被捕后潜逃，1926—1930年席尼喇嘛再次在乌审旗组织独贵龙，一度建立革命政权。

白凌阿、弥勒僧格起义 白凌阿，内蒙古敖汉旗人。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在内地农民起义高潮的影响下，与王达、刘珠、李凰奎、才宝善等人领导汉、蒙古、回各族农民起义。1861年先后攻破朝阳、赤峰。在王达、李凰奎被捕牺牲和刘珠战死后，白凌阿、才宝善、弥勒僧格(白陵阿之甥)继续转战于科尔沁草原和义县一带，起义军发展到3—4千人。同治元年 (公元1862年)2月失利。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秋，与才宝善、王五、弥勒僧格重举义旗，屡挫清军，王五被俘后，白凌阿在卓索图、昭乌达两盟坚持斗争。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东北各族人民掀起起义高潮，清廷大急，抽调京畿禁军部队和东北清军合力围剿，至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被镇压下去。白凌阿、弥勒僧格得到蒙古族群众的掩护，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秋再举义旗，转战于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3盟和奉天、吉林、热河的部分地区，予内蒙古封建王公和东北清军以严重的打击，终因白凌阿、弥勒僧格于同治七、八(公元1868—1869年)两年先后牺牲而失败，但对内地的捻军起到了南北策应的作用。这次起义坚持近九年时间，促进了各民族的了解，增强了团结。

嘎达梅林起义 嘎达梅林(1892—1931)又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生于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旗)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1925年任王府军务梅林。1929年，当时的奉系军阀同达尔罕王相互勾结，对科尔沁草原上的各族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肆意掠夺。王爷出卖旗地，军阀强行开垦草原，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广大蒙汉农牧民背井离乡。嘎达同情人民的疾苦，强烈反对王爷和军阀侵吞人民的土地和牲畜。他代表蒙旗人民的利益到奉天告状，被诬“犯上”，叛处死刑。后在其妻牡丹的营救下，越狱出逃，在“打倒测量局，不许掠夺民财”的口号下，于同年率众起义。起义后，他坚持武装斗争，转战昭乌达盟、哲里木盟一带，队伍很快就扩大到千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1931年战死在科尔沁草原黄花敖包下的乌力吉木仁河。这次起义打击了达尔罕王和东北军阀的反动统治，阻止了对“西夹荒”和“辽北荒”的开垦。

图合木起义 清光绪二十六年 (公元1900年)发生在科尔沁右翼前旗的反封建压迫斗争。领导人刚布、桑布两兄弟，当时是科尔沁右翼前旗王府的属吏。该旗蒙古民众和从卓索图盟迁来的蒙古农民深受王公的暴政苛敛之害，早已忍无可忍。1900年秋，由于沙俄军队的入侵，清军溃败，刚布、桑布等便从溃兵中夺取枪支弹药，以该旗南端的图合木为据点，聚集数千群众宣布起义，抗拒官府、王公的差派，并在图合木一带扎营，种地谋生。该旗札萨克乌泰逃到齐齐哈尔寻求沙俄保护，并引来俄军镇压，还调动科尔沁右翼前、后、中3旗和郭尔罗斯前、后旗的兵力会剿。1902年底，图合木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土默特旗老一团 绥远省蒙古族地方武装。始建于民国初年。最初称土默特陆军第一营。因反对归绥当局提取土默特旗税款等情，曾为绥远将军张绍曾解散。该营驻武川的第三连连长玉禄闻讯率部起义，后被招回，逐次编为骑兵游击队、警备队、骑兵第一团。之后在部队番号上虽有变化，但人们仍愿意称之为老一团。老一团驻防包头，担负城市警备和包头、河套、伊克昭盟北部的剿匪任务。担任警备队总队长的玉禄、第一队队长多才和不少士兵在为维护人民安宁的剿匪作战中壮烈牺牲。1932年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抗日民众同盟军，老一团的官兵在团长李根车的率领下，开赴察哈尔前线参加了同盟军。积极参加了反击日本侵略的作战，在收复张北5县的作战中作出了贡献。共产党人乌兰夫、李裕智、奎璧、李森、吉合等都曾以这支部队做为掩护点，并对许多进步青年进行过大量工作，并曾掩护过中国共产党来包头进行地下工作的所有高级干部，接送过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和陕北汇报工作的干部。这支部队对内蒙古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36年，老一团被调驻丰镇，不久，被国民党绥远当局强制解散。

蒙汉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天主教传入内蒙古地区后，洋教士仗势欺压地方，霸占土地，激起蒙汉人民的愤怒反抗。1884年，伊克昭盟达拉特旗色力格占巴拉率众烧毁当地的天主教堂，1886年察哈尔镶黄旗蒙汉人民联合夺回被洋教堂侵占的七苏木牧场，1891年卓索图盟爆发了有数万名群众参加的金丹道反洋教起义。1900年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在内蒙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蒙汉人民联合的反洋教斗争。首先在归化、萨拉齐、丰镇、凉城、清水河、和林格尔、托克托等地起义，蒙汉人民团结对敌，各厅官兵和蒙旗王府旗兵也参加行动，攻毁了萨拉齐二十四顷地的总教堂。伊克昭盟各旗也利用独贵龙运动形式联合当地汉族起义群众与陕北义和团，烧毁了鄂托克旗城川教堂，围困小桥畔教堂。阿拉善旗王爷领导当地蒙汉群众驱逐三盛公的洋教士。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铁圪旦沟、乌尔图沟的洋教堂被当地蒙汉人民烧毁。同年5—7月，赤峰地区蒙汉人民围攻井沿、童家营村教堂，击杀平时仗势欺人的教徒多人，赤峰城内的教堂被烧毁。同年9月卓索图盟蒙汉群众集合1万余人攻打东蒙古教区松树嘴总堂，战斗相持三日，由于沙俄军队赶来助战，起义群众被迫撤退。内蒙古地区蒙汉人民反洋教斗争坚持到1902年。事后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内蒙古也不例外，仅口外7厅和西部各盟旗被迫向洋教堂赔款达135万两白银，最后都转嫁到蒙汉人民身上。

内蒙古的“新政” 1900年后，中国进一步被殖民化，边疆危机日益严重。清政府为延缓其统治寿命，采纳各大臣的奏议，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并在内蒙古地区实施。新政的主要内容有：开放边禁，大举移民垦殖；开办银行、邮政、厂矿、铁路；加强警政、司法；广置厅县，改设行省；创办新式学堂与文化设施等。此外还允许官方或私人与外商合资兴办工矿企业等。内阁中书鍾镛于1906年提奏蒙古事宜十四条：“移建理藩院，变通理藩院官制，行殖民策，移八旗兵饷于蒙古，复围猎之制，借债筑路，设银行，铸造银铜元，兴矿产之利，屯垦之利，畜牧之利，森林之利，榷盐之利”等。同年肃亲王耆善到内蒙古东部考察，提出了对蒙古经营之策八项，即屯垦、矿产，马政、盐碱、铁路、学校、银行、治盗。1908年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提出蒙旗八条新政方案，内容有设立银行、速修铁路、开采矿山、整顿农工商、预备外交、普及教育、赶练新军、创办巡警。同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提出《蒙务办法大纲》，包括建工厂、修公路、设驿站、架电线等。阿拉善亲王多罗特色楞于1909年呈请在西蒙古一带开设利源，计有垦务、矿务、盐务等项。同年科尔沁郡王棍楚克苏隆提出自强办法四条，包括取缔宗教、振兴教育、训练蒙兵、择地开垦。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对开发促进内蒙古地区的经济有一定推动作用，但没有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由于大规模地滥垦牧场，侵占蒙古族人民的传统权益，引起了农牧矛盾和民族磨擦，因此是短命的，随着清王朝的被推翻而中止。

移民实边 清末在内蒙古推行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十九世纪末，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被迫向列强承付巨额赔款。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一变过去对蒙荒开发的禁止、限制，而大规模地移民垦荒，丈放牧场，整理旧垦，改私垦为官垦，以此来侵占土地，搜括押荒银和田赋。从1902—1908年的移民实边高潮中，内蒙古西部地区共放垦土地757万亩，东部地区放垦土地2450万亩。由于清统治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移民放垦来筹款，不注意移民实边中的各种问题，引起了蒙汉人民的普遍反抗。1908年，清政府为平息反垦人民的愤怒，不得不将垦务大臣贻谷撤职查办，使移民实边一度停止。

白音达赉、陶克陶武装抗垦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在内蒙古各地全面放垦，某些王公则借机自肥，受到西自伊克昭盟东至哲里木盟广大农牧民各种形式的反抗，直至发展成彼伏此起的武装抗垦斗争。著名的有苏鲁科旗的白音达赉、巴塔尔仑，郭尔罗斯前旗的陶克陶，科尔沁右翼前旗的牙什，扎赉特旗的绰克大赉 和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协理台吉丹丕尔等人领导的武装抗垦队伍。白音达赉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流动于彰武、靖安、洮南一带对抗清军。陶克陶出身于破落台吉家庭，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起义抗垦，转战于扎赉特旗、科尔沁右翼前旗、中旗和左翼中旗等地，因杀死由清兵护卫的日本人，引起清政府的震动。同清军统领张作霖和黑龙江、吉林两省清军数次激战后，退入索伦山与白音达赉会合。在白音达赉牺牲后，继续坚持斗争。至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徐世昌在其奏折中还说：惟陶克陶“最为狡悍”，“往来窜扰毫无阻碍”。由于历史的局限，陶克陶、牙什也作了些损害蒙汉民族团结的事。沙俄早已看出陶克陶的利用价值，从日俄战争起，就派布里雅特人森勃勒对其进行拉拢，在陶克陶处境困难时，被接入俄境。在沙俄操纵下参与哲布尊丹巴活佛制造外蒙古“独立”、“自治”。

内蒙古同盟会的反清活动 内蒙古同盟会从1906年开始活动。当时总部设在日本的中国同盟会，曾陆续派王建屏、弓富魁等会员，到归绥、包头、五原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之后更发展到托克托、丰镇等地。同盟会员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蒙汉各族知识青年、清军巡防队、地方警察，以及沦为“盗匪”的破产农民、地方开明士绅等。王建屏在这些人中间还陆续发展了一批同盟会员，蒙古族有云亨、经权，汉族有王定圻、郭鸿霖等。1911年武昌起义，当时在北京学习的云、王等同盟会员闻讯赶回绥包地区，“运动军队，响应起义”，“光复西北”。首先在归绥策动绥远巡防队起义，接着在大同同盟会员起义的直接推动下，爆发了兴和、陶林、宁远 (今凉城县)、丰镇等地的人民起义。但由于革命军缺乏统一、坚强的组织领导，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在清军的猛烈反扑下最终失败。革命军余部和同盟会员纷纷投奔山西革命军。在闫锡山的带领下，于1912年1月12日由陕西古城攻入包头，建立了革命政权，并积极策划攻取归绥。1月26日革命军东进途中，在萨拉齐附近的刀什尔村与清军土默特旗蒙古马队遭遇，同盟会领导人王家驹中弹阵亡，闫锡山为保存实力，退回山西。绥远都统旋岫等在包头、萨拉齐、托克托等地进行反革命大捕杀。同盟会员的革命活动虽暂时失败，但它深刻地表明蒙汉各族人民只有共同斗争，才能求得全民族的解放。

蒙务局 清末时成立的管理东3省所辖哲里木盟10旗和呼伦贝尔蒙旗的机构。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春成立，归东三省总督直辖。第一任蒙务局督办为朱启钤。下设文牍、翻译、编辑、调查、测绘、庶务等科，专门调查蒙旗荒地，办理放垦事务。民国后撤消。朱启钤曾将蒙务局档案文书汇编成《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一书。

北洋军阀政府的对蒙政策 北洋军阀政府对蒙古民族所实行的政治上笼络王公上层，经济上开垦蒙荒大肆掠夺，文化上推行愚昧奴化的民族压迫政策。1912年3月首先颁布了《蒙古待遇条件》，9月，公布了《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札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以后又陆续公布了《驭蒙说帖》、《蒙人服官内地办法》等等。这些法规律令，都是为了保护蒙古王公贵族的特权。北洋政府在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的同时，加强了对蒙古的军政控制。先后在中央设立蒙藏事务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专门管理蒙藏事宜；在地方，1914年1月设置绥远特别区，2月设置热河特别区，3月设置察哈尔特别区。内蒙古盟旗被分别置于各省地方军阀的统治之下。袁世凯在全国的统治基本稳固后，制定了《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垦辟蒙荒奖励办法》以及《边荒条例》等等，还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出卖内蒙古民族的各种权益。1913年与日本签订《满蒙五路借款修筑预约大纲》。1914年对日开放归绥、张家口、多伦、赤峰，开鲁、洮南等商埠。1915年在卖国的“二十一条”里拱手出卖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主权，同年还签订了《中日四郑(四平至郑家屯)铁路借款合同》。之后段祺瑞政府又同日本订立《满蒙四路二千万元垫款合同》、《中日四洮铁路借款合同》，以及中日陆军、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占领东北和内蒙东部区合法化，为“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北3省埋下了祸根。

哲布尊丹巴遣军窜犯内蒙古 沙俄卵翼下的哲布尊丹巴集团，曾串通乌泰等内蒙古王公的叛乱，企图通过王公的分裂活动，吞并内蒙古。乌泰失败后，又乘中国辛亥革命后军阀、流氓政客争权，内部混乱之机，于1912年冬，在沙俄军官直接参与下，出兵向内蒙古西起乌拉特中、后旗至锡林郭勒盟窜犯，妄图以武力达到占领内蒙古的目的。曾占领昭乌达盟北部多伦和百灵庙等阴山以北地区。所到之处，寺庙被掠，村庄被毁，居民遭惨杀，生产受到严重破坏。1913年夏，热河、归绥、张家口的驻军经林西、百灵庙等数十次战斗，至年底哲布尊丹巴军被逐出内蒙古地区。

蒙藏院 专管蒙藏事务的机构。前身为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4日，袁世凯为配合其实现帝制，将局改院，次日任命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为正总裁，地位与各部总长相同。17日公布该院官制，规定“蒙藏院直隶于大总统，管理蒙藏事务”。内部组织分为总务厅、秘书厅、第一司、第二司，分管各项事务。

巴布扎布叛乱 巴布扎布是东北盗马贼头目。俄国、日本及外蒙古的反动势力都曾积极支持或策动其武装暴乱。叛军劫掠蒙汉民户和来往商旅，四处骚扰。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在内蒙古建立傀儡政权，极力支持巴布扎布与满清宗社党头目，肃亲王善耆勾结，组织勤王军，进行复辟活动。1916年，内蒙古东部24个蒙古封建王公，在日本的参予下，联名向袁世凯提出“备忘录”，要求恢复君主政体，扶植溥仪复辟，并以脱离中国相要挟。7月，巴布扎布率叛军3千余人，由呼伦贝尔南下攻占突泉。10月，在同奉军交战中被击毙。其残部于1920年也被彻底消灭。

五四期间的归绥学运 “五四”运动期间，荣耀光等一批在北平蒙藏学校读书的优秀蒙古族青年，回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发动各校蒙汉各族学生声授北平学生运动。5月中旬，归绥中学首先罢课，接着“南高”(即旧城南端的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北高”(即旧城北端的归绥县高等小学校)等学校也相继举行罢课，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各校学生会还组织10多个宣传队开展街头宣传活动。在归绥爱国学生的热情推动下，绥远总商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支持学生运动，于是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掀起了第一次反帝爱国运动高潮。从此内蒙古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平绥铁路工潮 1922年7月中共党员何孟雄以交通部特派密查员身份回到张家口，组织领导平(北平)绥(绥远)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10月27日凌晨，汽笛长鸣，各站段工人汇集到“车务工人同仁会”会馆前，打起“争自由，争人权，争平等，争待遇”的大幅横旗，高呼“工人万岁”、“打倒军阀”、“工人不做牛马”等口号，平绥铁路全线停工。察哈尔都统府匆匆派重兵包围车站。一时消息传遍全国，各族各界纷纷声援，军阀当局被迫接受工人的十一条要求，历时4昼夜的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平民工读社 蒙古族共产党员荣耀光等人，于1922年接受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指示，回到归绥创办。工读社采取半工半读方式，不收学费，以人学青年之双手，用其劳动所得，完成全部学习课程。既学习文化知识，又练习织布、纺毛线等技能。主要吸收对象是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子弟。该社后被反动政府查封。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又称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具体指导下，经过酝酿协商，于1925年10月27日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正式成立。共产国际和中共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僚地主阶级出身的上层知识分子，和少数拥护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王公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大会制定的纲领、宣言，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和人民民主等政治主张。它代表了蒙古人民的利益，是团结广大蒙古族人民为其自身利益而奋斗的革命政党，在传播革命思想、发动蒙古族人民参加革命斗争方面，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钻进内人党内的右派代表人物白云梯等，出卖了内蒙古革命，公开投入蒋介石的怀抱。1928年初，中共内蒙古特别支部组建，云泽(即乌兰夫)等同志奉共产国际和中共指派，负责指导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工作。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该党的活动曾一度中断。日本投降后，哈丰阿等又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恢复了该党的活动。1947年“五一”大会以后，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地区的统一领导，停止了该党的活动。

内蒙古人民革命军 1925年底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组建了一支蒙古骑兵，在热河配合冯玉祥将军的国民革命军与奉军作战，部队发展到1100余人。国民军在攻打南口的作战中失利，1926年8月撤回包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机关先期到达包头。在中共包头工委的支持下，同年底同旺丹尼玛、席尼喇嘛和土默特旗李裕智等人所动员的农牧民组成的部队合编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旺丹尼玛为总司令，李裕智任副总指挥。为培养蒙古族军官，成立了军官学校，王瑞甫任校长，学员120余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组成后，李裕智副总指挥带领一支队伍开赴伊克昭盟与席尼喇嘛的第十二团会合，同反动的王公、封建上层和陕西军阀井岳秀的部队展开了斗争，受到伊克昭盟贫苦农牧民的拥护。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的右派白云梯也紧跟着发表了《内蒙古国民党反共宣言》，暗害了旺丹尼玛，10月又派特务枪杀了李裕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和军官学校中的共产党员除几人幸免外，绝大多数被杀害，这支蒙古人民的革命队伍也被搞垮。

满蒙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计划、纲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给天皇的奏折中道出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征服世界的狂妄计划，“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后来正是按照这一侵略计划，在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东北3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

石拐煤矿工人罢工 “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包头工委书记李裕智，根据李大钊等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指示，于1925年9月下旬组织发动石拐煤矿千余名工人举行第一次罢工。经过7天罢工斗争，矿主敲迫答应矿工提出的全部要求，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内蒙古地区的农民运动 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自1925年下半年始，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地区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仅张家口一地即有农会会员600人。1926年10月，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内蒙古青年贾力更、王建功、高博扎布等陆续回到家乡，对推动内蒙古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绥远特别行政区形成了以归绥为中心、相当于省一级的农民协会。这一地区的农会具有很大的势力，1927年3月，绥远党组织发动广大蒙汉人民群众，在归绥城南孤魂滩举行集会，抗议晋系军阀的反动统治。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1927年6月热河特别区的农会会员已发展到5400余人。他们曾多次进行反土豪劣绅、反苛捐杂税的斗争。

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 根据中共《蒙古问题决议案》的决定，在中共北方区委的直接领导下，于1925年冬成立。李大钊任书记，赵世炎等任副书记。对团结蒙汉各族农工兵群众参加革命运动起过重大作用。

五原誓师 1926年8月17日，爱国进步将领冯玉祥偕同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和中共党员刘伯坚等归国。9月15日，冯在五原召集国民军将领开会，被推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次日，发出《自我怀抱与献身革命》的宣言。17日，誓师大会在五原县政府西侧广场隆重举行。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资格为授旗的党代表，国民军各连、营长以上军官都参加誓师典礼。冯玉祥代表国民军全体将士宣誓就职，并通电全国，正式参加国民革命。

小三爷事件 大革命时期阿拉善旗爆发的一场推翻王公封建统治的武装暴动。因主要领导者德钦一心诺尔布人称小三爷，故史称小三爷事件。1927年4月4日，时任阿拉善旗协理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德钦一心诺尔布，与在王府供职的孟确、罗敖有、田协安(均为内人党党员)等人，在吉鸿昌将军的军事支持下，率革命武装商团发动武装暴动，推翻了阿拉善亲王塔旺布鲁克札勒 (简称塔王，时任北洋军阀政府蒙藏院总裁)的封建王公政权，处决了代替塔王执掌旗政的陈莽哈赖，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建立起革命民主政权——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会废除了封建王公制度，实行了保障劳动群众利益的各项民主措施，如废除封建徭役制度，减免课税等等。大革命失败后，这场革命遭到以塔王为首的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政务委员会仅存在7个月便遭颠覆。但它掀起的革命风暴震撼了内蒙古草原，成为蒙古族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先声。

孤魂滩事件 1927年3月28日，归绥地区的蒙汉族工人、农民、学生、工商界人士及回民中的驼户等，在旧城南郊的孤魂滩举行绥远难民大会。会后5—6千人冲入旧城，捣毁了绥远地市清丈局和归绥县政府，砸碎财政厅和教育厅的牌子。然后涌入新城，向绥远都统商震请愿。群众高呼革命口号，久聚不散，迫使商震于次日接受大会所提出的6项要求，取消苛捐杂税，撤换贪官污吏。这次事件是中共在大革命时期以统一战线形式，在内蒙古西部地区领导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

内蒙古“自治”运动 蒙古族封建上层的“自治”活动。国民党在内蒙古地区推行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引起蒙古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要求民族自治是人们的一个共同口号。但是，要求自治的动机和目的以及对自治含义的理解，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们是不同的。当时的“自治”要求主要是由蒙古王公和一些政界人士提出的。1928年7月，杭锦寿等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自治，提出察哈尔部各旗不受当地县政府统治，而与内蒙古各盟旗联合实行自治，成立察哈尔内蒙古自治委员会分会，直属国民政府管辖。南京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9月，前蒙藏院秘书吴鹤龄联络北平的蒙古政界人士和盟旗代表，组成蒙古代表团，要南京政府停止在内蒙古设省计划，实行孙中山扶助弱小民族自决自治的遗教。但不久国民党政府仍然在内蒙古地区设置了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行省。1930年5月在南京召开蒙古会议期间，哲里木盟代表博彦满都等11人，联名提出《组织地方政务委员会提议案》等议案，建议以“内蒙地方政务委员会为内蒙地方最高政治机关，秉承国民政府，遵照三民主义，管辖内蒙古各盟旗，改善一切地方政治”。这些议案均遭否决。“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东部地区王公甘珠尔扎布等企图通过日本帝国主义实现“自治”，于1931年9月24日在奉天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内蒙古“独立”、“自治”。次年2月在郑家屯召开东部内蒙古各旗代表会议，向日本请求“自治”。同年5月，所谓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代表寿明阿等，到长春向国际联盟调查团递交陈情书，要求脱离中国，成为“满洲国”的一部分，进而实现内蒙古“独立”。东蒙封建上层的“自治”活动，导致了东4盟成为伪满洲国的兴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以德王为首的一批内蒙古西部王公，对东蒙的“自治”颇为向往，于是在日本侵略者的诱惑下，开始大造舆论，四出活动，要搞所谓内蒙古的高度自治。1933年6月底，德王向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以下称云王)陈明意向，请云王出面倡导。7月26日，内蒙古自治第一次会议在百灵庙召开，要求国民党中央允许内蒙古自治，成立自治政府。并由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3盟盟长及所属各旗札萨克联名发出“高度自治”通电。国民党中央大为震动，力图阻止第二次自治会议的召开，未逞。德王等人于同年10月又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内蒙自治政府组织法》等4项决议案，及向南京政府要求“自治”的通电，均未被国民党接受。国民党政府于1933年10月派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在百灵庙与德王、云王进行谈判。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内蒙古自治办法11项，遭到德王等人的激烈反对。2月国民党再次举行政治会议，提出《蒙古自治办法原则》8项，同时公布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署暂行条例》。4月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成立，云王任委员长，德王任掌管实权的秘书长，喧嚣一时的百灵庙“高度自治运动”就此收场。以德王为首的一批蒙古反动上层人物，在发动百灵庙自治运动的同时就与日本侵略者密切勾结。当“蒙政会”被国民党瓦解后，于1936年2月12日，在日本特务操纵下，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公开走上叛国投敌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为加强对内蒙古东部盟旗的控制，于1932年3月在伪满洲国国务院兴安局统辖之下设置了兴安东、南、北3个分省，次年5月又增设兴安西分省，4省面积40.9万平方公里，蒙古族人口为104.5万。设立蒙政部后，又将分省改为省。省设公署，省下24旗设旗公署。兴安各省省长由日方选择顺从其旨意的蒙古王公充任，参与官则由日本人担任，地位与省长同等，实际上是主宰一切的太上皇。旗长也是从顺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王公或蒙古知识分子中选任，各旗均派有日本参事官操纵旗政。1943年10月又设立兴安总省，统辖兴安四省。军事上，在伪满洲国的11个军管区，有两组(9、10)分别设在通辽和海拉尔，由日本人担任军事顾问，以便加强对内蒙古东部区的控制。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设立荒务局，招徕汉族农民和日本移民垦荒种田，征收荒租。1938年实行“土地奉上”，地权收归伪满洲国所有。同时又以“出荷”为名，强迫蒙汉农牧民交出粮食、牲畜和畜产品，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新巴尔虎左旗为例，1931—1945年牲畜头数下降了73%。在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日本侵略者为了强迫农民交纳“出荷粮”，封闭了全旗的碾、磨。文化上，施行奴化教育，灌输反共亲日思想。

国民政府的对蒙政策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所倡导的“民族平等”等正确主张被完全抛弃。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二十二年期间，一直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国民政府为统治蒙藏等少数民族，于1929年2月正式设置蒙藏委员会，并在各盟旗设协赞专员。蒙藏委员会隶属行政院，其地位与政府各部相等，其职权是办理蒙古西藏行政事务，是沟通国民政府与内蒙古各盟旗关系的主要渠道，对后者起着监视和控制的作用。协赞专员直接参与监督盟旗地方事务。此外，在国民政府的某些党政军部门内也设有处理蒙旗事务的机构和人员。至于盟旗所在地，如热河、察哈尔、绥远3省政府内均设有专门管理蒙务的机构。1936年以后，又设全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进一步强化对蒙古族的统治。它统治蒙古族的一个根本性措施是在盟旗所在地域设置行省。1929年初，热河、察哈尔、绥远3省政府先后成立，自此，内蒙古地区各省旗四分五裂，被分割统治于新设3行省之下。与此同时，新设各省加紧扩大县治和推行放垦蒙地的政策，作为扩充行政区划和加强基层统治的手段。这种做法激起蒙古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为了安定人心，蒋介石被迫指示“一切均仍旧制”。1930年在南京召开的蒙古会议上，通过了一个《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后由于盟旗、省县等方面的反对，未能实施。在设置统治蒙古民族的中央、地方机构的同时，国民政府仍然沿袭清代和北洋军阀时期的治蒙政策，“尊重王公，崇信活佛。”虽然将王公贵族的世袭制度改为地方长官任命制，但被“举荐”任命的盟长、旗札萨克无一不是王公贵族及其子弟。另外还将这些人委以各省省府委员、各种名目的司令、宣抚使，直至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有的甚至拉入国民党内。对于宗教上层也是推崇备至。章嘉呼图克图被加封“净党辅教”名号，委以蒙旗宣化使之职，被选为国民党“五大”中央监察委员，以后又封赠“护国大师”名号。在笼络、利用蒙古王公、活佛的同时，国民党面对内蒙古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发展的形势，还在蒙古族中寻找伪装民主的官僚政客充当代理人(如白云梯等)为其效力。“七七”事变以后，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沦陷，国民党对蒙古族的控制仅限于伊克昭盟、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等少数地区。其对蒙政策亦有变化，在沦陷区实行“抗日灭蒙”政策；在国统区实行“反共灭蒙”政策。以所谓单一民族论和国族主义理论，企图消灭或强迫同化蒙古族。

包头铁路工人罢工 1933年8月24日，在中共党员刘仁(包头工委书记)等领导下，包头车站工人及萨拉齐等5个工段的筑路工人宣布总罢工。向反动工段长提出取消包工头、取消包工包伙、取消童工、不准随便开除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八个条件。铁路工人的英勇斗争，迫使反动工段长接受工人全部要求。但为时不久，他、们即背信弃义地向工人反扑。1934年1月，铁路工人再次罢工，并殴打了反动的工段长。同年4月迫使铁路当局保证不再恢复包工包伙制等条件。前后持续9个月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绥境蒙政会 全称绥远省蒙古政务委员会。正当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之时，内蒙古少数王公于1933年向国民政府要求“高度自治”，成立蒙古第一、第二自治政府。国民党迫于形势，同意在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设立蒙古政务委员会。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察绥省地区，策动德王成立所谓“察境蒙政委员会”，国民党为笼络蒙古封建上层旋即成立绥境蒙政委员会。德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察境蒙政会由日本帝国主义并入伪蒙疆自治政府。绥境蒙政会一直维持到解放。

大顺城惨案 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临河县军政当局为镇压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而制造的一起血腥事件。大顺城位于陕坝西北方约10公里处，历史上曾是临河县辖区，今属杭锦后旗。1934年，后套地区灾荒严重。为帮助群众度过难关，中共陕坝大顺城支部在中共临河县委指导下，发动大顺城及其周围地区穷人会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吃大户”斗争，参加者达7—8百之众。此举引起了临河县军政当局的恐慌，遂派出特务前往侦察。1935年4月，中共临河县委组织部长侯进国在大顺城召开穷人会骨干会员会议，不慎暴露。同时，敌派出的以杂工身份为伪装的特务也获得了有关穷人会组织的情报。于是，敌人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大顺城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为时6天的大搜捕，共产党员、穷人会员被捕者达20人，亲属受株连者3人，遭悬赏通缉者3人。共产党员杜三柱和班三、穷人会员陈四和吕久惨遭杀害。中共陕坝大顺城支部书记赵面焕虽在群众掩护下脱险，远走他乡，但十二年后的1947年，仍遭传迅监视，在绝食斗争中牺牲，成为这起惨案的第五个牺牲者。

蒙旗独立混成旅 以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起义官兵为基础组建的蒙古族抗日武装。在德王“高度自治”的口号下，吸引了一部分蒙古族青年聚集在百灵庙，但参加者的动机各异，随着德王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公开化，开始分化。1936年2月德王在苏尼特右旗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在百灵庙的蒙旗保安队官兵，得知要将这支队伍调往化德时，人心浮动，由与乌兰夫保持联系的云继先、朱实夫、云蔚等率领，于2月21日举行起义，人员达千余人，编为绥远省蒙旗保安总队，白海峰任总队长。日伪军进攻归绥时，这支蒙古族武装与装备精良的日伪军激战两昼夜，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归绥、包头失陷后，南渡黄河至伊克昭盟、河曲地区，改称蒙旗独立旅(亦称蒙旗混成旅)，后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部队成立了以乌兰夫为书记的党的工作委员会，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支部队，1938年1月指示，要巩固党对蒙旗独立旅的领导，注意培养蒙古族干部，使之成为蒙古民族抗日的基本武装。蒙旗独立旅，对阻止日本侵略军南下伊克昭盟起了重要作用。

百灵庙武装暴动 1936年2月21日，乌滂守备队(后改为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保安队) 官兵，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政治影响下，由蒙政会保安处科长云继先及朱实夫等率领，举行了震惊全国的武装起义。千余名官兵倒戈，冲出百灵庙，于25日在归绥发表起义通电，脱离德王，爱国反正。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粉碎了他们原定的“自治”计划，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日程表。这支起义部队被国民党改编为蒙旗保安总队、蒙旗独立旅、新编第三师，在抗日战争时期，转战伊克昭盟等地。

桃力民抗日根据地 1937年春，中共西北局派出薛向晨工作组，进入桃力民地区。经过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于1938年建立起有党团支部30余个，基层抗敌后援会30余处，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0余万的抗日根据地。这片根据地包括杭锦旗、鄂托克旗和东胜、达拉特旗、郡王旗、乌审旗的一部分，以及陕西省神木、榆林等地。为了实现团结抗日，还邀请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中部分爱国左派力量，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根据地在整顿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宣传组织抗日，为抗日军民征集粮饷，筹办被服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1941年春，国民党在这一地区制造“磨擦”，地方党团组织暂时转入地下，而抗敌后援会和自卫军仍公开坚持斗争。

蒙汉抗日游击队 1937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实行全面抗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决定。共产党人杨植霖、高凤英、刘洪雄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创建了这支游击队。主要活动在大青山和归绥一带，进行宣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1938年夏与挺进大青山的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会师，编入大青山支队，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绥远抗战 1936年1月德王公开投降日本，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5月在嘉卜寺(化德)成立伪蒙古军政府。8月，日军和伪军进犯绥东，被中国军民击退。11月伪蒙古军和汉奸王英的“大汉义军”大举向绥东、绥中的兴和、陶林、集宁等地进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活动的推动下，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发动百灵庙、红格尔图、锡拉木伦庙和五原等战役、战斗，打败了日伪军的联合进犯，取得绥远抗战的胜利，鼓舞了全国的抗日军民。在抗击敌人进犯中，得到蒙汉各族人民的支援和察哈尔正黄旗骑兵的有力配合。

伪蒙疆政府 日本帝国主义在内蒙古地区的傀儡政权。日军侵占归绥后，于1937年10月27日举行第二次蒙古大会，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将伪蒙古军政府改变成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接着又于11月22日由日本最高顾问金井章二主持，在张家口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联合组成蒙疆联合委员会。1938年7月1日又召开了所谓第三次蒙古大会，德王当上了主席，李守信任副主席兼蒙古军总司令。1939年9月1日，在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基础上，上述3个伪政权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仍任主席，金井章二任最高顾问部顾问，此即蒙疆政府。1941年又改称蒙疆联合自治邦。1943年再次更名蒙古自治邦。

蒙古军政府 蒙疆傀儡政权。德王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下，于1936年4月24日在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右旗召开了第一次蒙古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锡林郭勒、察哈尔两盟的大部分蒙古王公，及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阿拉善旗等少数代表。会议决定建立蒙古国，成立蒙古军政府，组织蒙古军，实行统制经济和开发资源等。缺席选举云端旺楚克为主席。5月12日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正式成立，“改元易帜”，又任命德王为总裁，李守信等为总裁帮办，根据《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蒙古军政府是一个过渡性政权，蒙古国一旦建立就改称蒙古国政府。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大青山东起灰腾梁，西至乌拉山，北部是大草原，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相接，南有土默川，东南部的蛮汗山与晋西北山山相连。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外翼，通往大西北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8年5月，党中央认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至关重要”，作出了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决策。1938年8月，八路军一二○师根据党中央的决策，派出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和师直骑兵连组成大青山支队，由晋西北五寨挺进绥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李井泉任支队司令员，姚喆任参谋长，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12月，七一五团主力调赴冀中，留下500余人继续坚持斗争。1939年夏，支队扩至1500人左右，由步兵改建为骑兵，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1940年春反顽斗争之后，各地抗日民主政权正式建立。1940年8月，在绥西西梁村召开各界抗日代表会议，成立了绥察行政公署驻绥远办事处，姚喆、杨植霖先后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领导着绥中、绥西、绥南地区10几个县、30几个区的政府，管辖着东起集宁、西至包头的广大地区。根据地党的领导机构是中共绥远省委，于1939年3月建立，白如冰任书记(后改为绥察边区党委、塞北工委、绥蒙区党委，白如冰、高克林先后任书记)。根据地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紧密配合，英勇战斗，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1942年7月末，日军集中2万余人对大青山进行大“扫荡”。大青山抗日军政领导机关和骑兵支队主力，突破敌人“铁壁合围”，转移到晋西北。10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将大青山和雁北部队合并，成立塞北军分区，由姚喆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塞北工委，高克林任书记，继续领导大青山和雁北地区的抗日斗争。1944年末，1945年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恢复到大“扫荡”前的局面。1947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绥蒙政府，杨植霖任主席；同时成立绥蒙军区，姚喆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下辖绥中、绥东、绥西军分区。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根据地的建立，牵制了日军大批兵力，粉碎了敌人挑拨民族关系，“以华制华”的阴谋，团结蒙汉各族人民沉重打击了敌人，配合与支援了其他根据地的斗争。